重庆酉阳，楠木乡红星村，藏在武陵山的褶皱里。深谷和溪涧，把村子隔成一座孤岛。村子的半山腰上，有一所小学立了50多年。
从这个学期开始，每天早上七点，一辆明黄色的校车停在村头，接上冉兴国和三名学生前往中心校。
红星村教学点，终因生源太少被撤点并校。
在过去的30年里，冉兴国守着这个校园带出了300多名学生。他是唯一的老师，也是厨师和保姆。
1997年，春节。在广东打工8年的冉兴国回乡，听说他通过了大学自考课程，村支书上门，村小缺老师。
当时全国推进“两基”攻坚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，乡村教学点师资缺口巨大，红星村小的困境，是无数偏远山村的缩影。
代课的薪水，连他在外工资的一半都不到。冉兴国答应“试试”。
一试三十年。
学校在半山腰，从山下到学校，是一条2公里的羊肠小道。路窄得只容一人过，空手爬坡就要四十多分钟，雨天路滑危险得很。
最初的校舍是三间土坯房，屋檐和墙，隔着巨大的缝隙，一推门，墙都晃。一直到2005年改建成砖混结构教学楼。
没有电，照明用煤油灯；没有自来水，要去四百米外的水井里挑，每天光挑水，冉兴国就要花将近两小时。
（冉老师在校园内外都种满了花）
冉兴国用黄泥和石块搭起简易柴灶。夜里把破烂的课桌一拼，就是床铺。
学生的课本，每天的食材，都靠他背上来。最难的是开学，学生多的时候，课本多，百斤重的背篓压在肩头，一天往返五趟，一趟一个多小时，肩头磨出厚厚的茧。
复式教学是偏远乡村校点的常态，红星村小最热闹的时候是在2005年左右，有132个孩子，学前班和两个年级，分处三间教室。
（老师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）
没人教怎么带复式班，冉兴国自己摸索出一套办法。
一节课40分钟，拆成两个20分钟：低年级上课时高年级预习，布置好作业，再转身给高年级讲20分钟，循环往复。
学前班的孩子坐不住，他就领到屋后的毛草坪上，教他们认草、识虫，跟着风念短句，山野就是课堂。
有人称之为“冉氏教学法”。没有响亮的名头，就是山里老师磨出来的笨办法，管用。
（面对复式教育，冉老师摸索自己的办法）
2011年，国家推行“营养午餐”，冉兴国的课间更忙了。
第一节课间择菜洗菜，第二节课间切菜备料，第三节课间淘米焖饭，第四节下课掌勺炒菜。一上午的时间被填得满满当当，他在灶台和教室之间来回跑。
孩子们说，这是营养“舞”餐，老师忙得像跳舞一样。年纪大一些的孩子都会来搭把手。
学校有空地，冉兴国就让孩子们按心意划分地块，三角形、梯形，还有一块，被一个女孩垒成了双层蛋糕的形状。
女孩的妈妈也是冉兴国的学生，长大嫁人出了大山，后来离异又带着女儿回了村。当年在城里，一块简单的生日蛋糕，成了女孩最珍贵的记忆。
如今女孩在“蛋糕地”里种上蒜苗，根根青绿挺立，像极了一支支生日蜡烛。
孩子们翻土、播种、浇水，土豆、香芹、茼蒿、白菜、番茄、辣椒，一年四季都有收成，午餐也跟着时节变换滋味。
（田地就是活课堂）
田地还是活课堂。数学课、美术课、劳动课都能在地里上。讲图形、边长和面积，孩子们爬在地里就能学会。
四年级数学讲到分数，冉兴国从厨房拎来一块豆腐。平均切十片下油锅，“一片就是原来整体的十分之一”；再捞出一片，平均切成十丝，拌成麻辣丝，“尝尝看，这一丝就是原先整体的百分之一”。抽象的概念，一块热豆腐就讲得透亮。
那时候冉兴国不知道这叫跨学科教学，只知道用身边的东西教，孩子才听得进。
2016年，冉兴国入选马云公益基金会第二届“乡村教师计划”。他第一次走出大山，坐飞机，来到三亚看到了大海。
颁奖典礼上，听到一位大凉山的女老师说，在自家厨房办村小……冉兴国落泪了，坚韧不止他一个。
（冉老师在三亚颁奖礼“重回课堂”活动上提问）
拿到十万元奖金，冉兴国先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从此不必再背着百十斤重的背篓攀山越岭。
也正是那几年，国家启动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，红星村小搭上了政策东风，加上冉兴国入选“乡村教师计划”，外界的关注也接踵而至。
2016年，学校通了自来水；
2017年，中心校牵头给红星村小粉刷了教学楼；还不断有爱心人士送来了空调、冰箱、乒乓球台，学校越来越有模样了。
2019年，邻村的一位企业家出钱，政府协调村民，把通往学校的最后500米羊肠小道，修成五米宽的水泥路，车子能直接开到校门口。
山头建起标准化篮球场，毛草坪变成足球场。2022年，卡塔尔世界杯，红星村小孩子们踢球的画面还登上了赛场大屏，标题叫“微小学的足球梦”。
冉兴国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培训，学会了思维导图教学法，第一次用上电子白板，触摸数字化教学，还捧回好几张 “学习积极分子” 奖状。
去年，人工智能进了乡村校园。他也没掉队，跟着学起了新东西 ——用 AI 做课件。
只是村小的孩子越来越少了。
城镇化浪潮下，家长们纷纷带孩子进城；村里新生儿降到了个位数，红星村小的学生数，从一百降到几十，最后只剩下三个孩子。
这个学期，周边多个类似教学点都被撤并，师生每天由校车接送前往中心校。
中心校有一块一亩大小的劳动实践基地，校领导全权交给冉兴国。
开学两周，他揣着小本子细细勾画，要种菜，要种花，老村小的万寿菊种子他也带来了。他想带着年轻老师，把田地里的课堂继续办下去。
（被撤并的红星村小）
这30年，冉兴国记了100多篇教学手记，都是他和孩子们的故事。
有个名字叫“野菊”的姑娘，当年总是偷偷藏下营养午餐的牛奶和鸡蛋，拿回家给瘫痪的妈妈吃，冉兴国一路资助她读完大学。如今女孩在一家知名家电公司工作，每年“六一”都会给母校的学弟学妹寄礼物。
还有个唇腭裂的留守儿童，冉兴国和妻子悄悄凑了钱，骗孩子奶奶说城里有爱心医生免费做手术。手术很成功，女孩开朗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。
今年春季学期结束，冉兴国就到了退休的年纪。
常有熟人闲聊，问他守在大山里三十年，值不值。
他说：“我这30年，挺充实的。” 退休之后，他打算去云南支教。
（本文照片均由冉兴国提供）
